用古代的汉语写文章的妙处

现在人们写文章都用白话，而不用古代汉语，顶多在文章中插入一些成语或者简单的文言句式，要想像鲁迅写《摩罗诗力说》那样通篇都用文言文写成的文章几乎没有出现，毕竟现在的文章已经被一些世俗定调了，都用白话写成，谁要使用文言文写成就会失去大部分市场————因为人们已经不喜欢看文言文了。其实，用古代汉语写文章还是有好处的。

起码可以锻炼对古代汉语的运用能力，也可以让人们看到古文的风貌。当然，古代汉语也分朝代，先秦时期和秦汉时期就有些不同，秦汉时期和唐宋时期又有一些不同，唐宋时期和元明清时期也是存在不同的。就是在民国时期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用古代汉语写文章的人譬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用的文言句式和词语已经和唐宋时期的古代汉语存在很大差别了，和晚晴的文言文有些类似，但又夹杂一些白话的成分，不伦不类的同时让人觉得好笑。在那个文言向白话转变的时代，出现这种现象很正常，也能够让人理解。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大行其道，但有些矫枉过正的意思。文言文并非一无是处，也不能被一股脑扫进历史故纸堆，而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弘扬和传承。用古代汉语写成的文言文是现代文的根基，古代汉语也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脱离根基和源头只是一味强调现代汉语的变化多端是否有舍本逐末之嫌？

五四时期，一些复古派想用文言文写文章，但都被一些新文化的闯将们给骂退了，为了适应日渐扩张的白话文市场，文坛宿将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了，不然吃不上饭岂不是要饿死？后来的作家们都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尤其建国以后，用古代汉语写作的作家几乎没有，除了写古诗词的那些人，一般作家都开始用白话文写革命英雄事迹了。随着白话文的普及，主要还是识字率的提高，教育方面开始教白话文的文章，而对于诗词以及文言文只是停留在背诵和词义的解释方面，并不提倡用文言文写作。但也仅仅是不提倡，而不是不允许。

在文革期间，钱钟书用古代汉语写成皇皇巨著《管锥编》，逃过了审查官的眼睛，也逃过了红卫兵小将的批斗，因为他们都看不懂。用深奥的古代汉语写作就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工作，不顾及市场，只顾及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可以免受政治迫害。由此来看，用古代汉语写作有着以文字逃祸的意思，当然也是更专业的文学研究的追求。但是，除了那些文学和语言研究大家，很多人都已经不会用古代汉语写作了，因为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运用的语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失去了语境其实是从失去市场开始的，没人愿意看了，也就没人愿意写了。人们的认知总是有着“删繁就简”的习惯，也爱“抄小道”，喜欢简单易懂的东西，而白话文偏偏适应这种人们的认知习惯，代替文言文也是迟早的事。

教育界越来越重视语文，对于古代诗词和文言文的考察也开始全面铺开，有的高考生用文言写作文，当然只要写得好也能得高分。有的还用难懂的甲骨文、钟鼎铭文等写作，除了炫技就是表达了，只要表达不错，也算是比较优秀的作文。其实，古代的汉语比现代汉语好学，毕竟古代汉语的文字少，虽然一词多义现象比较多，但句式比较少，词语也比较少，不像现代汉语那样千变万化，而是比较容易掌握。但失去语境的古代汉语已经被人们看不上了，只会被当个宝贝供着，或者当作考试的敲门砖，其实已经没几个人用古代汉语写作了。写了也不能发表，只会自己欣赏，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或许对文学进行功利化评价是不对的，对语言也是，但语言有存在的价值，用古代汉语写文章起码可以利用古代汉语描述的模糊性以及审美特性逃脱“文字狱”式的审查，也能让语言言简意赅，言约义丰，具有古朴而凝练的审美特性。

可以说，古代汉语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性，用古代汉语写文章未尝不可。而大作家们吸取了古代汉语的优点，把写作语言弄成了一种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杂交、融合、渗透之后的语言，具有了另类的审美。其实，鲁迅的文学语言就不是纯粹的白话，而是夹杂了一些古代汉语的特殊的白话，具有瘦硬而幽默的独特风格。作家们的折中处理方案，让现代汉语发挥光彩，也让古代汉语得以流传，但不是正宗的古代汉语，因为正宗的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市场，甚至被政治所唾弃，也就无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