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古诗十九首）

大家好，秀红今天跟大家来讲讲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产生时代与其思想内容吧。

东汉时期无名氏文人的五言诗，魏晋以后被称为“古诗”。这些“古诗”为数不少，其中有十九首被收入萧统编的《文选》。由于这些诗歌的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故《文选》将它总题为《古诗十九首》，后世便以此名之。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产生时代，历来有许多推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枚乘)，其《孤竹》(指“冉冉孤生竹”一诗>一篇，则傅毅之辞。”钟嵘《诗品》也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植)、王(集)所制。”刘、钟在谈到“古诗”作者时，用了“或称”、“旧疑”等字眼，可见，早在齐梁时代，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就已有了不同的传闻。

从诗歌发展的趋势和作品描写的内容等方面来看，以上两种推测皆不可靠。我们知道，西汉是五言诗的酝酿时期，五言体式仅仅在民间歌谣中出现，还没有文人的创作。与刘勰差不多同时期的萧统，在编《文选》时没有把‘古诗”标出主名来，这实际上是不承认它为枚乘所作。不但西汉的枚乘不可能作“古诗”，即使是东汉初年才名与班固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写出象“冉冉孤生竹”这样的成熟之作。如果说“古诗”产生于曹植、工桨时代，我们认为也有很多疑问。因为“古诗”里写到洛阳的几首诗，都不曾反唤洛阳的残破，此时的洛阳还是“长衡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阔百余尺”(《青青陵上柏》)，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而汉末建安中洛阳已被董卓焚毁，曹植《送应氏分诗就描写过它的荒凉残破之景。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集尚幼，曹植还未出世，由此可见，“古诗”产生的时代，大概在东汉桓帝二灵帝之世。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产生时代，沈德潜在《说诗碎语》中认为“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也说:古诗“体格韵味，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这些意见是很中肯的，现在大多数学者都采纳他们的观点。无论从五言诗的发展情况，或是部分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来看，《古诗十九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大约作于桓、灵之世的推酣，是比较合理的。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大体说来，它主要反映了东汉后期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写出了他们因生逢乱世而产生的各种苦闷和忧愤。若按内容划分，它可以分为四类:

一，功名富贵的追求。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热衷仕宦，极汲于名利，是《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游子思妇的哀怨。东汉时代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了寻求出路，他们常常要背井离乡外出游宦或游学，从而造成夫妇的分离和家庭的隔绝，于是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辞在当时便不断出现。描写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是《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内容，如《行行重行行》、《客从远方来》、《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冉冉孤生竹》等八一，都是写闺妇怨别、游子怀乡的。尽管这些作品没有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它们写男女情思十分真挚感人，思想格调也较为健康，故千百年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

三，宦途失意的悲叹。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渴州郡，目的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但是，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相专政，朝廷所用官吏多为他们的子弟、姻戚和徒党，一般士人仕进无门。因此，在中下层士人之中就产生了许多感伤仕途失意之作。如《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和《青青陵上柏》等。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黑暗。

四，人生无常的感慨。中下层知识分子游宦四方，本是想“策高足”，“据路津”，但在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以后，他们便在发泄怀才不遇的牢骚时，又流露出人生无常的消极情绪:“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抓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在悲观失望之余，他们就产生了纵情享乐的思想:“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这些诗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是消极、颓废的。

总的说来，《古诗十九首》的思想价值并不太高。但由于它曲折地反映了东汉后期社会现实的某种面影，因此，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