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有太多的吴侬软语和各地方言
作者：王华东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红坛上认为曹雪芹是生活在北方的旗人，《红楼梦》是用北方话写的。1979年,戴不凡先生发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等文章,提出书中有大量的吴语，论证《红楼梦》作者是“难改吴侬口音的石兄”，曹雪芹只是改作者而非原作者。但却遭到围攻。有的文章只承认书中夹杂一些吴语。1994年王稼东先生的《〈红楼梦〉吴语初探》，1999年秦一民先生的《〈红楼梦〉里吴语多》这两篇文章，大大增加了“吴语例子”，指明书中有大量的吴语，不是“夹杂”的问题。他们的文章中都列举了大量的吴语词汇的例子。如将头皮说“油皮”，姨夫叫“姨爹”，姑妈唤“姑娘”，开水谓“滚水”，蔬菜曰“菜蔬”，去年说“旧年”，“本处”指原籍，捉弄人的人为“促狭鬼”、“促狭嘴”，父母称呼“老子娘”，舒服说成“很受用”，翻跟头是“翻筋斗”，纺织转音读“纺绩”，喝茶喝酒是说“吃茶、吃酒”。还将筷子写“箸子”，马桶为“马子”，衙役称“门子”。从《红楼梦》前三回中取例，就有：事体、那厢、越发、作甚、作速、疗治、这等、本贯、些须、展眼、旧日、物事、今岁、岁底、吃疼不过、不解、劳什子。粗略统计书中的这类词汇至少在八百个以上，若细查定会达到千余。当然，吴语有“侬”字，不全是“软语”，杭州话还有开封音。秦一民先生经过考证研究，认为这些词汇都与吴语区杭州片的方言相一致。为证明这个结论，我特地向杭州本地人询问，了解到：马桶，上海话说马桶，杭州人说马子；拿东西的拿，上海人说乃（音，第一声），杭州官话说读（音），杭州城西西溪说搦（音挪），与书中第18回（元春）“亲搦湘管”一样。第70回，宝玉笑道：“你们那里人也不少，怎么不顽？”碧月道：“我们奶奶不顽，把两个姨娘和琴姑娘也宾住了。”这“宾住”二字，上海人说“拦牢”，杭州官话说“挡牢”，西溪人却真正说：“宾住”。证明秦一民先生考证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且位置偏向杭州城西。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些文本中的句子，了解吴语在其中的表现。首先来看大家都熟悉的《葬花词》：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四句里面连用4个“侬”字，这“侬”字是吴语，这没有疑问吧，难道北方人说“你“也用“侬”字？“侬今葬花人笑痴”的“痴”字也是吴语区的方言词，北方人说“傻”。“痴”字书中特别多。
再看第51回，（晴雯）气的喊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只怕过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
第52回，麝月忙披衣起来道：“……老嬷嬷们已经说过，不叫他在这屋里，怕过了病气。”
“只怕过了人”、“怕过了病气”，这里的“过”字，是吴语中“传染（疾病）”的意思。上海人说“过拨我”，就是传染给我的意思。
第59回，一日清晓，宝钗春困已醒……见园中土润苔青，原来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称“下雨”为“落雨”。
把喝茶、喝酒说成吃茶、吃酒就更多了。就举第41回一例，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喝茶用“吃”。
“夹菜”称“搛菜”。也是第41回，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搛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
“顶嘴”称“强嘴”。第44回，凤姐儿道：“……你聋了不成？你还和我强嘴！”说着便扬手一掌打在脸上，打的那小丫头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
“爆竹”称“炮仗”。第54回，凤姐儿笑道：“我们是没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搂着你。也不怕臊，你这孩子又撒娇了，听见放炮仗，吃了蜜蜂儿屎的，今儿又轻狂起来。”
将“客人”称为“人客”。第64回：宝玉见无人客至，……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人客来时，令他急来通禀。
“倒霉”称“晦气”。第70回，看到一只大蝴蝶风筝挂在树梢上，黛玉笑道：“可是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拿出去吧。把咱们的也拿出来，也放晦气。”
我们还发现，书中有许多埭、坞、圩、渚的叫法。如“翠樾埭”的埭，是堵水的土坝，北方人叫堤。杭州、西溪现在仍有许多以“埭”为名的地名，如陆家埭、姚家埭、郭家埭、丁家埭、洪家埭等。洪家埭曾有洪升家的祠堂。据说以“埭”为名的地名比较多的区域主要在太湖周边的杭嘉湖地区。“坞”北方指土围子、土堡，南方指四面高中间低的处所。书中有“暖香坞”“方离柳坞，乍出花房。”杭州西溪有著名的十八坞。“圩”是低洼处防水护田的土堤，西溪有龙头圩、石坎圩、登云圩、南小圩等。“渚”是水中的小洲，如无锡的鼋头渚。河渚是西溪湿地的一处古地名。书中有柳叶渚。
还有一些杭州方言，如午间晚间（第30回）、益发（第25回）、戏耍（第18回）、日头（第31回）等。书中还有许多儿尾音。如大家比较熟悉的称儿童为小伢儿，称老翁为老头儿，称女孩子为姑娘儿。人物称谓多带儿字，书中的凤姐儿、珍哥儿、芸儿、环儿、颦儿、平儿、巧姐儿、莺儿、四儿、金钏儿、柳嫂儿、旺儿、兴儿、刘姥姥家的狗儿、板儿；地名有暖阁儿；谈话中的眼圈儿、趣儿、解解闷儿、没个空儿。第31回翠缕道：“难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北方人的儿化音较轻，而杭州市区“儿”字说得很重，如第19回的女孩儿、饼儿、毛病儿、歇歇儿，第24回的不得空儿、巧宗儿、小雀儿、信儿等。还有第7回的“吃这东道”，第23回的“戏文”，以及第6回的“响快”、“倒不拿大”都是地道的杭州话。
关于词尾的“儿”字，鲍士杰的《说说杭州话》书中说得很清楚：“北京话的后缀‘儿’，是依附在词根之上的，只做了一个卷舌的动作，不能独立地自成音节。例如‘花儿’写出来是两个字，读出来只能是一个音[huar]，我们称之为‘儿化’。杭州的‘花儿’，写出来是两个字，读出来也是两个音[huaer]，这个‘儿’是独立自成音节的，我们称之为‘儿尾’。”并且说：“杭州的‘儿尾’是杭州固有的。……浙江有许多方言都是有儿尾的，……”又说：“杭州说袋儿、耍子儿；北京说兜儿、玩儿。杭州话带儿尾的，如袜儿、筷儿、相貌儿、黄鼠狼儿；北京话却没儿化，如袜子、筷子、相貌、黄鼠狼。”北方人看《红楼梦》书中带“儿”字的词，一看就知道有些是北方话不带“儿”字的，那就是杭州一带的浙江话。
我看到《红楼梦》第24回，倪二对贾芸说了这么一句话：“倘或有要紧事儿，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这里用“我们”似乎不通，应该说“我的女儿”怎么说“我们女儿”呢？在鲍士杰的这本书里，我找到了答案。他说：杭州话中人称代词作定语时，习惯用复数表示单数，并不加助词的‘的’，这一点很特殊，跟北京话不一样。如：这封信请你交给我的丈夫，杭州话这样说“格封信请你交拨我们老公”；你的妻子回娘家去了，杭州话说“你们老婆回娘家去得”。原来“我们女儿”是“我的女儿”之意。看来倪二是杭州人，说杭州话，应该不会错。前面说到的凤姐儿说的“我们是没有人疼的了。”这里的“我们”，也是指凤姐自己。
有人说，三百年前的说话与现在不一样，能作为判断作者的依据吗？从历史上看，朱元璋定都南京时，编了《洪武正韵》。据百度百科记载：“明代官话不以北京音为标准，……是以金陵音为代表的江淮官话，也就是当时的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话与传统读书音相调和的产物，……它的依据是江左的吴音。……后世编书，往往以《洪武正韵》标序。”据此可知，明朝官话接近南京江淮口音，也含有吴语口音。朱棣迁都北京，带去了一批南方官员，南方官话和北方语言有一个交融的过程。但南京仍然是留都，南京官话仍然是文人的标准语言。看到有论文说，雍正十年下旨“正音”，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但收效不大。一直到乾隆以后，才逐步使北京话成为官话。从官话中减少吴语，必定需要一个不算短的过程。
有人引用《水浒》《金瓶梅》《西游记》等白话小说原句，来反驳戴不凡先生的观点，说他列举的吴语词汇，有的那些名著中也有。实际上《水浒》虽然讲的山东故事，据杭州水浒研究会的马成生、应守岩等专家考证，作者钱塘施耐庵是长期生活在杭州的人，书中也有许多杭州方言，征方腊部分对杭州附近的地理地貌写得特别生动细致；《金瓶梅》作者不明，虽然书中有很多“俺”字，也不见得是山东人写的，有人考证语言与武功山伍家沟民间土语相近，也有人说含有江苏泰州方言；《西游记》作者是江苏人，也是明朝的作品，语言都可以与带吴语的官话联系起来。如果说《红楼梦》的用词造句、语言特点跟《水浒》《金瓶梅》很像，那就对了，因为《红楼梦》是明末清初的作品，基本上也是用当时的普通话——明朝官话创作的，也是以《洪武正韵》为依据的。就像现在我们看贾平凹的作品，主要用普通话创作，夹杂一些家乡土语，我们一看就知道作者是西北那边的人，不是北京人。《石头记》中主要用明朝官话创作，有大量吴语，可以看出作者是吴语区人。
有人说，书中的语言不知它的读音，能分辨出是吴语吗？以上我们在用法上已经可以看出，如闹热对热闹，过对传染，埭对堤，吃酒对喝酒，杭州的儿尾音与北方儿化音的区别等等，触目皆是。
而要分辨古代词语的读音，最明显最可靠的例子，可以从必须押韵的诗词和酒令上来看。《红楼梦》第40回行酒令一节，鸳鸯规定“都要叶韵”，也就是押韵或合韵。那他们都合的是北方官话的韵呢？还是吴语的韵呢？我看出鸳鸯说的是吴语。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鸳鸯说：当中是个“五和六”。贾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如果是北方话，六（liu）和骨（gu）不合韵，可是，如果是吴语，就完全合韵。吴语的发音六念lo,骨念go.就合韵了。再看，鸳鸯道：凑成“二郎游五岳”。薛姨妈道：“世人不及神仙乐。”这岳（yue）和乐（le）,也不合韵。但按吴语，尾音都是o（音喔），分别读岳和乐（音螺）就合韵了。鸳鸯道：左边“长幺”两点明。湘云道：“双悬日月照乾坤。”鸳鸯道：右边“长幺”两点明。湘云道：“闲花落地听无声。”这明（ming）和声（sheng）合韵中东辙，可是坤（kun）是人辰辙，如何合得了韵？湘云说的是哪种方言呢?后来看到《说说杭州话》这本书才明白，鸳鸯说的“明”不是北方话的明，而是杭州话的明[men门]。杭州话和吴语中的明天、明年都说成“门朝”、“门年”的，而且浙江人说话一般没有后鼻音、卷舌音。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三个字的发音：明[men]、坤[ken]、声[sen]就完全合韵了。这里可以确定是用吴语说的酒令，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有谁能够推翻这个结论？
我们再来看21回的回前诗：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風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这首诗看起来是梭坡辙，也叫五歌韵，尾音是e和o，实际上用姑苏辙读起来才最押韵，尾音全是u（乌）。如果用吴语来唸这首诗：“自执金矛又执戈（音姑），自相戕戮自张罗（音炉）。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音督）。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風闲月枉吟哦（吴语我的音）。情机转得情天破（音舖），情不情兮奈我何（音吴）？”戈（音姑），罗（音炉），多（音督），哦（吴语我的音），破（音舖），何（音吴）。是不是应该押韵的地方都押韵了？这首诗的作者一定是说吴语的。
说了这么多，大家对《石头记》中的吴语应该有了深刻的印象。此书的作者一定是难脱吴语方言的人。
当然，《红楼梦》里的语言不是那么简单，从对多种出版物的研究来看，包含北京方言、河北地方方言、江苏沛县（长安）方言、如皋方言，大量的吴语，还有江西的赣语，湖南的湘语，甚至还有满语、云南方言。从《石头记》的批语来看，创作此书的很可能是以南方人为主的创作集团，他们才华横溢，懂得多地方言，但绝不可能是北京西郊那个旗人曹雪芹！
先来看看湘语。湖南娄底人谢志明和长沙人上海大学教授邓牛顿，他们对照《长沙方言词典》，举出了大量湘语方言的词语。谢先生在书中说：“我列举了数十条冷僻的娄底方言，如村你、葳葳蕤蕤、松泛、竹信子等等，还对《红楼梦》的语言习惯与逻辑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其语言习惯与逻辑方式与娄底方言的运用相一致，指出了湘方言的特点有‘大与太不分，小与细不分，很与好不分，会与阵不分，些与点不分，头与面不分’，还有一词多用，一字多音，词组分析与重叠，词汇省略等特征。而这些特征与《红楼梦》中村言的语言习惯完全吻合。”谢志明先生举了很多例子。如：才刚（第16回）、油皮（第9回）、日头晒着屁股（第39回）、嘴碎（第62回）、闹热（第76回）、响快（第6回）等等。邓教授也在他的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如：磁瓦子（第61回）、娘母子（第29回）、木屐（第45回）、样范（第41回）、益发（第20回）、好生（第17-18回）打尖（第15回）、赌狠（第21回）、洑上水（第57回）过（第51回）等等。举出这么多例词，书中有湘语无疑。
《红楼梦》中的方言与赣语有没有关系？历史上曾经有大批江西人移居湖南。谢志明先生特地到江西吉安地区的峡江县作了调查，把湖南娄底方言与峡江方言列表对比。表格列的58个词中，相同的有16个。他得出结论说：“从比对表中看出，两者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我认为有16个词相同不能算少，而且他只调查一个县是不够的。我在南昌、吉安累计生活了50年，能说流利的南昌话和吉安泰和话。我看到谢志明和邓牛顿书中列举的许多湘语，跟赣语完全一样。譬如：躲懒（第56回）、汤泡饭（第62回）、解手（第28回）、好生（第17-18回）、偏生（第26回）、巴不得（第80回）、讨嫌（第27回）、崽（第43回）、劳神（第2回）、懒贼（第9回）、堂屋（第6回）、滚水（第52回）、药末子（第7回）、喷香（第60回）、凉快（第62回）、认了半日（第6回）、筛酒（第28回）撮簸（第56回）、发躁（第77回）、短住（第72回）、歇肩（第75回），脂批中的茅厮、屙屎（第3回）、贼婆（第25回）逗榫（第8回）以及吃酒吃汤（吃念恰，吴语念切）等等。
我们来欣赏书中的原文。64版《红楼梦》第9回，宝玉去上学，碰到贾政，贾政说：“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腌臜（音阿扎）了我这地，靠腌臜了我的门。”这“腌臜”二字北方人说肮脏，《方言大词典》注明是赣语。我知道吴语说龌龊。
第56回，宝钗笑道：“……再者，各处笤帚、撮簸、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帐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北方人说的扫把，吴语、赣语都是说笤帚。这里的撮簸是南昌话，吴语叫畚箕，装垃圾的。
第28回，薛蟠道：“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众人呵呵笑道：“该罚，该罚！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说着便要筛酒。筛酒，一般都说斟酒、倒酒，而江西人说筛酒。
篇幅有限，就举3例。湖南话我不会说，就不举例了。下面来举几个如皋方言的例子，是引述自如皋红学会冒廉泉先生的《如皋的〈红楼梦〉70证》。他特别说明那是小范围的如皋土话。
第20回，（凤姐）隔窗说道：“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做什么！”“说淡话”，在如皋话中是闲谈、闲话，和上海的“讲闲话”、北方的唠叨是一个意思。
第47回，那丫头道：“好亲亲的姨太太，姨祖宗！我们老太太生气呢，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了，只当疼我们吧。”“开交了”，在如皋是“解决了”、“交代了”、“好办了”的意思。
第44回，“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落后”，在这里是后来之意，与如皋方言一致。
第21回，宝玉道：“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翠缕道：“还是这个毛病儿，多早晚才改。”宝玉也不理，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手巾”是如皋人对毛巾的叫法。另外，许多如皋人不说刷牙而是说“擦牙”。还可以举许多例子。
《红楼梦》书中使用多种方言，这引起我们的思考。
洪升很可能是《石头记》创作集团的重要成员。据考证，洪升的祖籍是江西鄱阳，南宋时洪皓受赐宅第于西湖葛岭，并赐田三顷，在杭州城西十几里外的五常；以后洪氏家族在此繁衍发展，修了祠堂；明朝时在紧邻五常的西溪建了洪钟别业。从洪皓到洪升，历时500年。到洪升时，洪氏家族的鄱阳话是否一点也没有留存下来？鄱阳离南昌省城不过140公里，说话跟南昌话差不多。洪升有意加进几个江西方言应该不困难。
当然，语言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一个地方的主要语言随着时间等因素，互相影响，交叉变化。如杭州这边，现在说“过了病气”的人已经较少了，很多人说“传染”了；拿东西说搦，主要是祖父辈说了，年轻人说呆的音了。如皋话现在属江淮官话，可语言中很多词句的说法是跟吴语一样的；如皋跟常州、无锡仅仅隔一条江，可以推知，300年前的如皋，吴语必定也是重要的语言。据我了解，一个家族的语言及习俗是很顽固的。上海许多内迁、支边的家庭，两三代人在家里仍然说上海话。这还是全国普及普通话的情况下。客家人的中原祖先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南迁。易中天先生说：（他们）“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正是客家人的口号。”闵语也是受中原人南迁的影响，至今保留了许多中原的古语古音和文言文的用法。这都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曹晓波写的《老底子杭州话》(2013年出版)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地点在西溪附近：“某日，在蒋村的一个茶馆，和原居地老人聊天。当老波说了老杭州官话‘昨立（日）子’时，一个老人绵绵拖了长音：‘哦，长啊子啊。’自从宋室南迁，为杭州筑下铁桶似的城墙以后，城里人说起了官话，城门外还是在‘自说山话’，十座城门以外，语音各有差别。而作为杭州的发源地，即西面的山丘，以及老蒋村一带，因为地域关系（有山地、水乡），本著语音确实较少受到外来影响。”曹晓波说的虽然不是“昨天”的事，可是四五十年前的西溪居然还保留着不同于杭州官话的老杭州话，真难以想象，要知道那距南宋已经有800年了呀！从洪皓到洪升，洪氏家族都生活在杭州城外城西的葛岭、孤山、西溪。从以上的事例，我们是否可以产生这样一个设想：洪升说的是老杭州话，也会说杭州官话，也了解一些江西的鄱阳话，都用在了《石头记》的创作中，但主体语言还是明朝官话。当时文人才会学说官话，多数农民及大户人家的下人，应该多讲家乡方言。
我们可以发现，湘语中的一些词跟吴语中的词是一样的。如例词中的益发、过、滚水、油皮、响快、日头、解手、闹热、巴不得等等，这是什么原因呢？易中天先生在《大话方言》一书中对湘语、赣语和吴语之间的关系作了很生动的描述。他说：“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近亲。”“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做一种大方言。”“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这把刀子就是赣语。”“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成‘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作‘衙’，也一样。”
《红楼梦》语言中还有一种南方方言共有的特点，就是大量的“子尾”词。邓教授在书中列举了不少，我选一部分供大家欣赏：
紫檀架子、神仙妃子、凤辣子（第3回）、地租子（第6回）、马鞭子、新法子（第9回）、手帕子（第19回）、拐棍子（第20回）、茶炉子（第27回）、一坛子、嘴巴子、签子（第28回）、两下子（第34回）、劳什子（第36回）、夹被心子（第40回）、汤婆子（第51回）、当票子（第57回）、毛崽子、小粉头子（第60回）、瓷罐子、多喝点子、灌他十下子（第41回）等等。
刘心贞先生编写了一本《<红楼梦>方言及难解词词典》。他在前言中说：“发现《红楼梦》中所使用的长安方言和沛县的方言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拉硬屎’‘肏攘’（音rirang)、‘下作黄子’‘扔崩’等，这些都是地道的沛县方言。”我们看到书中有那么多吴语、湘语、赣语，怎么还有沛县方言呢？有一种说法，创作此书的很可能是以南方人为主的创作集团，他们才华横溢，懂得多地方言。这个创作集团中的人员目前无法确定，现在的各种说法中涉及到一些人，如吴梅村、洪升、冒辟疆、曹寅、赵执信、顾景星等等。从《年谱》等研究资料可知，这些名人经常穿行于南北两地。而他们的出行必定是坐船，走大运河。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沛县位于江苏北端，靠近山东，恰恰在运河边上。船行缓慢，在县镇停泊补给应是常事。对于文学、戏曲的大家而言，他们对语言必定敏感。无论在船上还是停泊地，接触多种方言，并用于写作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当时书中也多有方言，有的书甚至是用方言写成。对于博览群书的大才子来说，写作时自然可随手拈来
《石头记》是多人参与创作，还可能是接力完成，从书中的批语来看，有可能由一人执笔，一人主持，多人协助。由于篇幅巨大等多种因素，润色者可能是多人。俞平伯、林语堂等多位红学家都说“《红楼梦》必经多人之手”。参加人中有明末清初的官员遗老，他们对宫廷内礼仪制度、官员家庭陈设、人员关系安排那是了如指掌；对各地官员、来京人员也有广泛接触，甚至创作人员本身就有南方方言的背景；对京城的东北等北方语言，当然也不会陌生。因此《石头记》一书的创作语言，有杭州话、如皋话、苏州话、南昌话等等多地的方言，就可以理解了。邓教授的书中有一句话，“脂批关于《红楼梦》‘东西南北互相兼用’的创作主张，刻意留下‘避其东南西北’的文字痕迹。”我认为，这可能就是《红楼梦》作者的用意和“狡黠”的手法，以免招祸。
我的观点是，如果要判断作者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说书中有大量官话，就认为作者是北方人，这要打个问号；若书中有大量南方方言，那可以断言是南方人或在南方长期居住的人写的。南方人用北方话写作容易，而北方人在小说中用大量的吴语等南方方言写作，那是难上难，简直是不可能之事。完全可以排除北京西郊的旗人曹雪芹用南方方言创作《石头记》的可能性。
邓教授在书中吁请：“语言学家对《红楼梦》作一次语言学的全面考察。历史学家对《红楼梦》原始作者的身世及其相关材料作广泛的搜寻。文学艺术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作出更加充分，也是更加实事求是的估量。红学专门家将目光和才智更多地投注到对原始作者及其原作风貌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全面提高《红楼梦》研究的水平。”他的这一呼吁，正是红迷们期望的，也希望能引起社会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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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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